建国后之调解制度

发布时间:2015-09-28 10:08:07


     1.法院调解。1951年全区法院开始实行调解制度。调解的对象是:因当事人的请求或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进行调解的民事或轻微刑事案件。调解的时间为案件审理开始至判决前。对调解不成的,审判员立即作出判决,及时结案。因调解制度刚刚建立,部分调解案件未作笔录,未留卷宗,未作调解书。但是,调解制度一经建立,立即在全区得到推广,1951年全区调解结案率达50%以上。

    调解制度有过三次重大变化。第一次是强调调解为主。1963年8月28日,最高法院在全国第一次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提出“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十二字方针”。指出,“调解”是处理民事案件的基本方法,是处理婚姻案件的必经程序;调解必须坚持双方自愿的原则,坚持说服教育的方法。1964年又提出“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十六字方针”。从此,调解制度成为民事审判的核心制度。全区法院自60年代到80年代初,依照“调解为主”的“十六字方针”办案,有大量的民事案件经调解解决。1964年,全区法院民事案件调解结案数为1333件,占全年所结2278件民事案件的58.52%。但是,受“调解为主”的影响,一些案件久调不决,既影响了办案效率,又使当事人的正当诉讼请求得不到及时保护。第二次是强调着重调解。1982年颁布实施的《民事诉讼法》将“调解为主”改为“着重调解”,过分强调调解结案率的偏向逐步得到纠正。此后,全区法院主要从以下方面做好调解工作:一是用政策、法律统一当事人的思想认识;二是摸清当事人之间争执的原因和重点,有针对性地进行说服教育;三是根据案件需要,主动取得有关单位、人员的配合与支持;四是认真分析不利于调解的因素,及时予以排除,通过做思想工作,化阻力为动力;五是审判人员以理以法服人,对当事人晓之以理,喻之以法,动之以情,取得当事人的信任,消除对立情绪。对调解无效者立即作出判决,纠正了久调不决的现象。与60、70年代相比,全区调解结案数大幅度下降,1986年民事、经济调解结案数为252件,1987年为495件,1988年为324件,1989年为233件,1990年为207件。第三次是强调合法自愿调解。1991年4月新的《民事诉讼法》颁布后,“着重调解”过渡到“合法自愿调解”,吉安两级人民法院贯彻调解制度时主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二是由审判员一人或合议庭主持调解;三是针对某些案件的特性,邀请有关单位或个人协助调解;四是在双方自愿以及合理合法的基础上达成调解协议;五是对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经调解能即时履行的案件等可不制作调解书。这一时期的调解结案数与80年代后期基本持平。

    2.人民调解。1952年,国家进行司法改革,全区法院为贯彻司法改革运动中提出的“依靠群众,方便群众”的精神,在部分乡镇建立调解组织,让乡村干部以说服动员的方法,对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进行调和,以达到消除纠纷的目的。在调解组织的建立上,采取两种方法:一是法院指定调解委员,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二是通过宣传教育,民主选举调解委员,建立调解委员会。1952年至1954年,全区共建立调解委员会1163个。在法院的指导下,这些调解组织对法院起到了助手的作用,使大批案件不必诉至法院便能得到及时处理。峡江县1952年,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和的婚姻、斗殴 、伤害等案件,占法院全年结案的36%。60年代,全区人民调解组织得到壮大,1963年,全区共有调解组织3977个,调解委员24582名,该年调解纠纷14518件,为全区法院办案总数的3.52倍。1966年至1972年,人民调解被诬为“搞阶级调和”,调解组织处于瘫痪状态。1973年法院恢复后,调解组织得以恢复,并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该年,全区调处纠纷16800件。1980年,人民调解组织划归司法局管理。

责任编辑:钟燕萱    

文章出处:《吉安法院志》     

 
 

 

关闭窗口